陕西甲骨文研究员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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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
《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
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
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1988.1)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台北《中国书目季刊》1995.6)。《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辑)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 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1993.4)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4-1997.1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
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
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1),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1993.6)。
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1994.1)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1993.4)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4)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
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著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学历要求是什么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学历要求是: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经历。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包括:甲骨文整理与研究岗位、古代书画鉴藏史研究岗位、故宫学研究岗位、器物类研究岗位和建筑研究与保护岗位,具体岗位:
(一)甲骨文整理与研究岗位:
1、岗位职责及要求:主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要项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应聘者需具有扎实的先秦史及甲骨文基础,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具备摹写经验和拼缀复原能力。
能够独立承担制作模本、校核释文、缀合甲骨工作,熟稔甲骨形态,对缀合甲骨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2、专业要求:古文字学(历史学和甲骨文方向)。
3、基本条件:具有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经历,且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甲骨文方向),年龄不超过35周岁;有古文字学专业背景、博物馆工作经历者优先。
(二)古代书画鉴藏史研究岗位:
1、岗位职责及要求:主要参与《古代书画鉴藏史》课题的研究工作,承担宋元书画的研究和相关子课题的撰写,并进行古代书画鉴藏史的其他相关科研工作。
应聘者需具备扎实的文史功底及良好的古文素养。
发表过宋元书画鉴藏史相关文章,对鉴藏史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2、专业要求:艺术史、古代文学及古书画鉴藏史。
3、基本条件:具有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经历,且研究方向为宋元书画鉴藏史,年龄不超过35周岁;有古代文学专业背景、博物馆工作经历者优先。
(三)故宫学研究岗位:
1、岗位职责及要求:主要从事故宫学方向深入化研究,应聘者需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
2、专业要求:明清宫廷历史及文化遗产保护。
3、基本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
具有故宫学研究科研工作经历者优先。
(四)器物类研究岗位:
1、岗位职责及要求:主要从事器物类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应聘者需具备历史、考古和博物馆跨学科研究基础,又有博物馆策展经验。
2、专业要求:考古类、器物类、艺术类。
3、基本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
具有较好的英语、法语等外语水平及博物馆工作经历者优先。
(五)建筑研究与保护岗位
1、岗位职责及要求:主要从事故宫古建筑研究以及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应聘者需热爱故宫事业,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
对元明清建筑的形态变迁与保护有着较深的研究和理解。
2、专业要求:建筑学
3、基本条件:博士研究生毕业。
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甲骨文至今还有多少没被识破?破译有哪些难点?
甲骨文我们知道,是距今几千年的商朝晚期留存下来的一些,当时用于祭祀、占卜等用途的,刻在龟壳上面的一些很古老的文字。而甲骨文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其实里面有一部分经过逐步发展,成了现在的文字,但是却还是有一部分目前还没有破译出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如今已经破译的文字有多少,没有破译的有多少想要破译一个甲骨文文字有哪些难点呢
1.甲骨文介绍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甲骨文,是中华道统的文之一。
一般认为,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安阳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国都遗址“殷墟”的所在地。百余年来,当地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十万块。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年代从商晚期(约前1300年)延续到春秋。
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2.甲骨文还有多少没有破译
中华民族的文明有五千多年之久,而这个文明历经时间的变换,还能够延续至今,汉字可谓是功不可没。中国的汉字,可以追溯最早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或是兽骨上的文字。
甲骨文不只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还是世界上四大古老文字之一,且是其中唯一流传,并使用至今的文字。可以说,甲骨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在经济和文化都高速发展的现代,甲骨文的状态却不容乐观,因为它至今还没有完全被识破。
1899年,晚清的官员,也是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这普遍被认为是第一次发现甲骨文。据学者统计,甲骨文一共出土了154600多片,除去中国所收藏的,还有将近三万片甲骨文流失海外,这给我国破译甲骨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有称为表意文字,单个字是很难破译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收藏甲骨文的文字,约有4500多个,而解读出来的甲骨文,仅仅2000多个。不到一半的破译量,令人感受到了甲骨文破译的艰难。
近代以来,致力于破译甲骨文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但甲骨文的破译也逐渐到了瓶颈。简单容易的字,已经被解读破译了,没有能够破译的甲骨文,既复杂,又不成文;加上近代学者相继逝世,喜欢研究传统国学的人也越来越少,甲骨文的破译,到了非常艰难的境地。
为了充分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中国文字博物馆于2016年10月,发布了一则奖励公告:破译还没有解读过的甲骨文,单字奖励十万元;而对于尚有争议的甲骨文作出新的释义的,单字奖励5万元。
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破译研究,需要的是长时间的积累,若是没有极大的耐心,是坚持不下来的,因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少不了要坐冷板凳。西方对于培养甲骨文的研究人员,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甲骨文的研究专家,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都不超过30人。
3.破译一个蠢字奖励十万
而中国文字博物馆所发出的奖励公告,三年来也只有一个人,凭借一个“蠢”字,获得了10万元的最高悬赏奖金,这个人就是蒋玉斌。可能有人会问:一个“蠢”字,就能获得十万元的奖励对于甲骨文来说,还真可以。
蒋玉斌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古代文字学,以及出土古文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于甲骨文中这个“蠢”字的解读,他是从认字方面和读方面来解读的。看似简单的解读,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研究初期,蒋玉斌罢所有相关的资料都研究了,也考虑了很多解读的可能性,但还是没有什么实际性的进展。
真正突破瓶颈,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破译中的几个关键证据,“屯”表示“春”,以及旁证的种种材料,醍醐灌顶一般,就好像黑暗的道路突然变得光明了,甲骨文中的“蠢”字,就这样被破译了。
破译一个“蠢”字,花费数年的心思,这样的耐心和庞大的知识,是寻常人所不能匹及的,所以这一字10万元,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了。为了破译甲骨文,使学者的研究成果走向大众,学者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而今后的甲骨文破译工作,也还要借助计算机和大数据等等。
但无论怎么说,破译甲骨文都还是需要一种严谨而坚实的态度,将甲骨文完全的破译,还是需要一段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还是希望能有蒋玉斌这样的学者,为了中华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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