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报道不真实新闻,作者该承担什么责任?一、 新闻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概说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权行为是指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

今天体育问答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谢帕德,以下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报道不真实新闻,作者该承担什么责任?

报道不真实新闻,作者该承担什么责任?

一、 新闻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概说

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权行为是指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法律特别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害行为。侵权行为具体化至新闻法学领域即为新闻侵权行为。新闻民事侵权（以下简称“新闻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但又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不同。这是由于新闻侵权行为是发生于新闻活动过程中并利用新闻媒体等中介对他人构成侵权造成的。因此，新闻侵权，一般是指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利用新闻传播工具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1]

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对一般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等。[2]依《民法通则》的规定，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新闻侵权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其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应适用《民法通则》的方式体系，考虑《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方式，而不应游离于其体系之外。但是，由于新闻侵权所具有的区别于一般侵权的特殊性，《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所有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又不是均可适用于新闻侵权的，新闻侵权的民事责任方式也不仅限于《民法通则》所列举的规定之中。

首先，新闻侵权是一种侵权责任，《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一般仅适用于违约

行为的责任方式，诸如支付违约金等对新闻侵权是不适用的；

其次，新闻侵权是在新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且利用新闻媒体等中介对他人的财产及人身造成损害，并不直接以受害人的财物及人身为侵害对象。因此，对直接侵害财物和人身的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方式，诸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对

新闻侵权不适用；

再次，新闻侵权主要是侵权人利用新闻媒体这一工具而为侵权行为，这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因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并不能完全涵盖新闻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新闻侵权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方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具体来说，适用新闻侵权的责任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1）更正；（2）停止侵害；（3）赔偿损失；（4）消除影响，恢复名誉；（5）

赔礼道歉；其中，更正是新闻侵权所特有的责任承担方式；停止侵害既可以适用于损害他人财产的新闻侵权行为，也可以适用于损害他人人身的新闻侵权行为；赔偿损失主要是适用于财产损害，但在一些特定的新闻侵权情况下也可以适用于精神损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精神损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适用于财产损害。五种方式中，赔偿损失一般被称为“财产责任方式”[3]，其余四种一般被称为“非财产责任方式”，由于新闻侵权所造成的损害以非财产损害为主，所以，新闻机构对新闻侵权的民事责任也以非财产责任方式为主，财产责任方式的适用辅之。下面对新闻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分别述之。

二、新闻侵权民事责任方式的种类及内容

（一）非财产责任方式

非财产责任方式是指采用非财产给付的方式对新闻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非财产责任要求侵权行为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受害人通过必要的积极或消极的法律行为达到停止侵害的法律效果，并不造成财产转移的法律效果。

1.更正。更正即新闻媒体在发现差错以后，通过发布公告改正侵权新闻中的不真实事实或错误内容的做法。[4]本方式主要适用于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伤害比较轻微，行为的侵权性质较弱的情况，例如：非由于新闻媒体的故意发生了排版、编辑等技术上的失误，而对有关当事人的权利构成了侵犯，如其显著轻微，一般情况下，应由新闻媒体在邻近下期或近期出版物上，刊载更正文字。确认本种责任承担方式，有利于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捍卫新闻真实性的原则。[5]

2.停止侵害。所谓停止侵害，是指要求侵权行为人立即停止其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适用本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地制止新闻侵权行为，防止已经造成的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停止侵害是新闻侵权行为发生后承担侵权责任的第一选择方式。[6]针对停止侵害涵盖的界定，我们认为采用停止侵害方式时应满足一定的条件：

（1）停止侵害只能针对正在进行的侵权行为，对已经终止的侵权行为不可适用本方式。侵权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停止侵害则表现为对这个过程的外力中断，如果侵权行为已经终止，则客观上只表现为静态的损害后果，对静态的损害事实进行外力中断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2）停止侵害的适用对侵权人及公共利益的影响一般不能超出原告通过本方式所能避免的损失。新闻侵权往往指新闻侵权人所做的特定的新闻报道，如一味地强调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而武断地采用停止侵害，则可能对侵害人所做出的未侵权的新闻报道产生重大影响，可能导致侵权人直至公共利益的巨大损失。

（3）侵权行为对原告的损害具有不可弥补性。[6]新闻侵权通常所侵害的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其损害后果不可逆转，如果不要求侵权行为人停止侵害，将对受害人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此情况下，应采用停止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

3.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所谓消除影响，是指新闻侵权行为人在发生了新闻侵害他人权益后，在相应的范围内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的做法；恢复名誉则是指新闻媒体因新闻侵权而对受害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后，采取必要措施使受害人的名誉恢复到未受损害时的状态的做法。采用本方式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侵权的新闻机构承担消除影响及恢复名誉的方式应与侵权行为所采取的方式一致。因为新闻报道往往有特定的受众群体，新闻侵权所产生的影响也往往首先波及到特定的受众群体，如责任承担方式与侵权方式不具有一致性，此等补救措施则在实践中难以收到成效。这也是新闻侵权同其他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不同的特点之一。

（2）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应当及时。因为不良影响的存续期间越长，其再传播的方法与途径越多，扩大的可能性越高，对受害人更为不利，同时也增加了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的难度。

（3）侵权人采用本方式承担侵权责任时，必须注意不能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侵权”。一般来说，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都是公开进行的，所以用以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的声明、稿件的内容，事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

4.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是指侵权行为人向受害人公开承认错误并表示歉意的行为。法律上的赔礼道歉不一定建立于侵权人自愿的基础之上，它是侵权人所必须承担的强制性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赔礼道歉是以公开的书面形式进行的。但是，赔礼道歉不应以公开形式为要件，加害人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向受害人秘密进行。如果赔礼道歉以公开形式为必备要件，这种责任承担方式也就具有了某种消除影响与恢复名誉的性质。

在诉讼过程中，加害人以赔礼道歉方式承担了侵权责任的，而且为受害人接受，为人民法院所认可的，尽管可以不公开，但应将这一事项明确载入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中。

（二） 财产责任方式

1.财产损害赔偿。新闻侵权不仅对受害人人身造成损害，有时也体现为致使受害人承受金钱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包括因受侵害而支出的各项费用（积极损失）和预期可得收入的减少（消极损失），财产损害赔偿即指侵权人对受害人财产上的直接损失相应地给予补偿。在新闻侵权民事责任中，财产损害赔偿的侧重点在于对受害人的补偿而非对侵权人的惩罚，因此，在适用财产损害赔偿这一补偿性质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时，应坚持补偿的范围与损失的范围相协调的原则。

2.精神损害赔偿。指新闻侵权行为人对于因其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名誉等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失用金钱形式予以补偿的一种责任方式。我国《民法通则》并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表示，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现通说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经济补偿，其具备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和制裁违法者等三项功能。[7]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一项惩罚性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它对侵权人的处罚较重，同时，其基本功能是为了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1）精神损害赔偿只能作为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后续补救手段使用。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对于非财产损害，通常应以非财产方式予以救济，只有当其他非财产责任方式无法完全抚慰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时才可适用。

（2）只有当新闻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侵权人的惩罚，因此，只有侵权人的主观上具有当罚性时才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如侵权人是出于轻微的过失或意外事故，则对其无惩罚之必要。

（3）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精神损害，而不适用于财产损害。

（4）精神损害赔偿的额度应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人格形象、侵害人的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相适应。

新闻媒体报道某单位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属于什么监督？

属于新闻舆论监督。这种监督最大的作用就是导向作用，它揭露社会丑恶，批评zhi不良风气，弘扬正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正是体现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

媒体应该怎样客观公正报道案件呢？

1、新闻媒体介入司法活动要合理、合法。

司法活动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例如侦破、起诉、审理一起案件，要求办案人员与社会保持适度的隔离，相对隔绝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办案人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使办案人员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行事，不受包括新闻舆论在内的各种声音和行为的干扰。

2、不报道不宜公开的内容。

首先，新闻媒体一般不宜公开报道正在审理和虽审理但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和没有把握或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上有争议的案件。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新闻媒体应受到相应的限制，一般只宜报道案件开庭的时间和案件审理结果以及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所涉及的内容。

3、注意报道的分寸和导向性。

切入的角度不同、报道的思路不同、采访的重点不同、写作的方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同是关于刑事案件的报道，可以侧重写侦破过程，也可以侧重写犯罪过程；有侧重于写审判过程的，有侧重于写犯罪特点的，也有侧重于写犯罪后果的，还有侧重于写案件引发的思考、挖掘案件背后的原因的等等。

扩展资料：

新闻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意义：

新闻媒体是信息的集散地，是连接公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纽带、桥梁，集中体现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舆论。

新闻媒体的职责就是向社会传播公众关心的、新近发生和发现、具有典型性或独特性的客观事实、人物、理念及其言论。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其他权利运用和实现的前提和要件，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公共事务，人们直接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所以新闻媒体便成为公民实现其自身权利的有效途径。

公民通过媒体了解有关司法的重要新闻，实现了知情权；公民又通过媒体对新闻事实发表意见，实现了表达自由，同时又可以促进司法的公正。以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为核心的传媒介入司法，既有助于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等民主权利真正交给人民，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司法活动的廉洁和促进司法的公正。

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危机事件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媒体成为整个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在危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媒体应有各自的角色定位、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正确引导舆论，为妥善应对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一、 危机潜伏期：环境守望者和矛盾缓释者

媒体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危机发生后不遗余力地报道事实与事后的舆论监督，还应在危机处于“未然态”时就及时预警。媒体在进行危机预警时，需要保持公众信息表达渠道的畅通，实现对危机信息的监测。在获得危机征兆的信息后，媒体的报道内容应该客观、真实，不能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而夸大或歪曲事实，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又要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协助政府采取稳妥的措施解决问题。

另外，在危机潜伏期，媒体还要担当缓释者角色。所谓“舆论缓释”，是媒体为了保证组织和个人能够将平时积聚的某些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法律保护前提下得到宣泄，使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得以表达，以此达到缓解或者消除敌对或不满情绪的目的，维护社会群体的正常生活，维护既定社会关系的一种舆论调控。简单说，就是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要起到“稳压器”、“安全阀”的作用。在舆论缓释过程中，媒体既要保证客观准确地向公众通报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减少由不确定性带来的公众恐慌；还要对公众的意见疏而不堵，并给他们提供一个政策参与的视角，让公众有一定的舆论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二、危机爆发期：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平台

在危机爆发时，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发挥好“上传下达”作用。危机事件发生时，如果新闻媒体只是被动追随着受众的需求，受众的恐慌状况就可能被媒体的报道夸大和延长，会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相反，如果新闻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各种手段将政府应对危机的信息公开，在尊重受众信息要求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整合，能动地作出有意义的评价，在尽可能的空间内，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就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受众不断调整面对危机的心态，使社会从失序走向稳定，有效地调节社会各方面的合力，从而推动政府危机管理顺利进行。

另外，还要做好沟通平台角色。一方面，媒体可以向公众及时传递政府的态度、决策和措施，缓解公众恐慌，引导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和信赖，配合政府的各项举措。另一方面，媒体可通过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在短时间内收集公众的需求、意见和态度等信息，将之传递给政府，实现民情上达，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媒体可以将自发性、盲目性的公众舆论传递给政府，使政府了解公众的关注焦点。同时，媒体还可通过访谈等形式，请一些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目前的状况、政府应对中的成功和失误之处作出评价，并提出处理危机的建议。

三、危机蔓延期：舆论引导者、监督者

危机蔓延期是危机的各种破坏力表现得最突出的时候，危机造成的破坏可能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媒体需要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社会力量来共同克服危机。在危机蔓延期，除了积极介入危机沟通外，媒体在社会安全事件中，还应扮演舆论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社会安全危机事件中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当脆弱，行为也容易偏激，而此时的公众更加依赖媒体，媒体的传播效力也因此被放大。这需要媒体履行其中介职责，将政府的应对措施告知公众，同时，将公众的需求和对事件的态度传递给政府，形成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危机消退期：反思者与教育者

危机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消退期。在此时期，危机事件的强度大大降低，已经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社会生活秩序也开始逐步回到正轨。此时，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对危机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对处理危机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避免危机再次爆发，或能够在下次危机发生时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消退期媒体的反思功能绝不仅仅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整体反思，而媒体是这场反思的平台，媒体从业人员是社会反思的记录者。虽然社会反思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通过媒体表达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因此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可能影响公共政策。也就是说，当危机进入消退期后，媒体要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和科学反思，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促进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建立。

除了扮演危机反思者的角色外，媒体还应进行危机教育。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危机事件在不同的公众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公众对危机信息越是了解，防范能力就越强，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就越高。如果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能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信息的基本组成部分，人们就会形成对危机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在危机发生时面对多元的信息环境就会有更强的鉴别力，谣言在这样的人群中就失去了扩散的基础。当危机爆发时，具有危机意识的公众，又是社会针对危机采取理性行为的基础。因为对于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公民更多“内在性的自觉”，而不仅仅是外在性的强制。因此，可以说媒体对公众危机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社会有效防范危机发生的重要条件。

（作者：《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国家行政学院2013年厅局级公务员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讨班学员）

论文:如何评价新闻传播出现的媒介审判问题?要求结合近年来出现的媒介审判的案例来说 媒介审判的原因意义.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

2009年5月7日发生的“杭州飙车案” 成为网络热点，在舆论与司法处于是非的泥潭中痛苦交锋中，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再次把眼光投向“媒介审判”现象。近些年来，在我国，无论是新闻传播界还是法律界的教授或学者都对“媒介审判”现象比较关注。笔者就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知网对“媒介审判”关键字进行全年跨库检索，时间从1998年到2008年，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时间跨度为2年，结果如图1—1。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媒介审判”现象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仍然是个热门话题，并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由于“媒介审判”现象是个新生的事物，许多学者对此的研究仅仅以个案作为研究切入点，很少从一个宏观角度对我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进行详细的梳理。学者魏永征曾经在他的《新闻传播法教程》里有过这方面的梳理，不过，只是一笔带过，略显粗糙。本论文在充分调查文献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度和以“媒体功能”为纬度进行立体性扫描，以期更深度地理解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过程。

一、媒体本位功能缺失时期中的“媒介审判”现象

自新中国成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媒体主要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其传播方式基本上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过多的强调媒体的宣传作用消弭了媒体的本位功能，即媒体以传播信息为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部门将媒体当作自己的传声筒，纯粹将媒体看作自己管理的工具，往往给媒体行政指令，先由报纸定性和预演，然后司法介入审判的做法更是成了惯例。媒体在这样长期的思维范式下，难免出现代替司法进行审判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当时的情形是新闻媒介已经演变为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的工具，新闻媒介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实行“专政”。“新闻审判”可谓登峰造极。 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以社论的方式，来营造“不杀”或“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攻势的情况，许多案件最后的结果都依赖于中央级媒体确定的基调，案件的走向和涉案当事人的命运也多由媒体决定。

在此期间，典型的“媒介审判”案例有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由最初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它不该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代替司法而“先行审判”的现象。当时报纸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标题公布了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通信摘编，判定胡风和其他有关人员都是反革命分子，然后才是对他们实行逮捕，而对他们的正式判决则是在十年以后。 比如《人民日报》从1955年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文章。该报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后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而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文章标题带有严重的“审判”色彩，比如有：《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胡风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决不能容忍》、《讨伐胡风》、《严惩胡风》等。

二、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复兴时期的“媒介审判”现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的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及时报道信息成了媒体生存的法宝。与此同时，媒体融入市场的改革也逐渐走人正规。由于我国处于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我们的法制建设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大量存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便凸现出来。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大型时事评论节目《焦点访谈》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媒体舆论监督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焦点访谈》节目创办之时，适逢我国“二五”普法工作正进入关键性的后半阶段，很自然，节目关注的主要议题是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当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凸现，这是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主要问题。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谢帕德案件媒体在案件报道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敬请关注www.zuiqiubifen.com,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